2271147458 发表于 2013-1-31 08:12:36

《黄帝内经》参同契之五 唯物辩证法与中医的辨证施治 杨世廷

《黄帝内经》参同契之五唯物辩证法与中医的辨证施治
杨世廷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是一个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辩证法和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是把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普遍联系的本质内容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贯穿于唯物辩证法各个规律和各个范畴的中心线索。矛盾分析方法是最根本的认识方法,把握对立统一是辩证认识的实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理论所追求的目标和实践结果。中医学理论是典型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中医学的阴阳对立统一规律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运气学说是构成中医学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国古代将天文、气象的变化及其影响人体发病的辨证理论。《黄帝内经》更是把一年之中分为四季、十二旬、七十二候,详细记录了每一候的特点和人体生理的正常反映。如“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其中“天元纪大论” 、“五运行大论”、“气交变大论”等章节,将人体建康和天、地环境的运行变化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些都具体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其他古史文献都与《黄帝内经》的思路一致,如《吕氏春秋》说:“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则民患疾疫”。“疠疾,气不和之疾”。《后汉书。顺帝纪》说:“上干天和,疫疠为灾”气候反常,寒暑错位是形成瘟疫环境条件的重要原因。《周礼天官》、《公羊传》等古籍都说明瘟疫流行的重要原因是气候反常。《淮南子》更明确地说:“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东汉时期是瘟疫肆虐的流行期,也是战胜温疫的中医著作出现的高峰期。治疗传染病以张仲景的《伤寒论》最为经典,共有397法,130方。此书是以气候不正为根据,也注意接触传染的防治。经过多年的经验总结,此后人们认为:瘟疫是“夫天行时异之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反大凉,秋时应凉反大热,冬时应寒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异之气”。这样的反常气候就易发生瘟疫。张仲景六经辨证的方法,更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学领域的应用。给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开辟了新的途径。明代和瘟疫抗争,出了一位医生吴有性,他在“瘟疫论”中,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名曰“疠气”或“疫气”。当时虽然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但这“疠气”或“疫气”的概念已经包含有细菌和病毒的涵意。他采取治疗瘟疫的方济。对当时防治瘟疫很有效果。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中医物候学的基础之上。物候学是观察研究生物生长发育与环境气候条件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生物(包括微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生命活动,除了受内部的遗传基因的影响外,也要受外部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生物(包括微生物)的生息繁衍总是在特定的气候与环境(温度、湿度、气压、光波、电磁波、营养源…)条件下来实现的。物种的死亡和新物种的产生,除了内部的基因变异之外,也要受外部的气候和环境条件的影响。细菌和病毒要存活和传播都要受环境和气候的制约。物候学是生物学和气候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有时人的感觉器官不能精确地认识大自然的变化,但可以借助观察一些感觉器官比人更灵敏的动植物的活动来间接感知。春天燕子低飞就是下雨的征兆。在大海上一般的气压计只能提前两小时感知暴风雨的来临。但海鸟低飞使水手预知3-4小时后暴风雨的来临。水母有超常的本领能提前15小时预知暴风雨的到来。农夫听一听青哇的叫声就会知道未来的天气。中国古代从大雁、田鼠、鱼游、昆虫和许多植物的花开花落,就能感知大自然的一些因果变化。为什么一些鲸鱼会集体自杀?两千多年的《淮南子》记录说:“鲸鱼死而彗星出”。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物候记录历史。《诗经》中“豳风•七月”已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等物候记录。《逸周书•时训解》在原先把一年分为四季的基础上,又把一年分为七十二候,即每五天为一候。此后我们的祖先又记录了常年时每一候中,桃、李、梅、杏、海棠、芙蓉、莲、菊等植物开花结果的物候期。也记录了燕子、布谷鸟、杜鹃鸟、昆虫等的地域分布和鸣声、音节和出现的时间等。这些动植物都在一定的物候期内活动。如果超出了物候期,出现反常的活动,那就叫做物候反常。物候异常会引起水灾、旱灾、瘟疫等。在中国的物候学中又可细分为“植物物候学”、“动物物候学”和“医药物候学”等。其中古书一致认为:物候异常“春季…行夏令,则人多疾疫”。是和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是相吻合的。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普遍联系的本质内容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贯穿于唯物辩证法各个规律和各个范畴的中心线索。矛盾分析方法是最根本的认识方法,把握对立统一是辩证认识的实质。中医学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典型辩证唯物学说。《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和“运气”理论奠定了中医学是时空医学的辩证法原理。“古人非常重视传染病。”《中国疫病史鉴》主笔、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负责人梁峻对记者说。据介绍,两千多年前的医著《黄帝内经》中就有预防传染病的记载;从汉代起,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晋朝葛洪的《肘后方》记载了“虏疮”(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其后的医书对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等急性传染病及其辨证治疗办法都有明确记载。中医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是一条漫长之路。最初,古人把烈性传染病的传播误认为是其载体“风”所造成,称之为“山岚瘴气”;东汉末,被中国人尊为“医圣”的张仲景用辩证法著述《伤寒论》,对外感热性病的发生、症候群、疾病演变过程总结了若干规律,确立了中药辨证论治的原则,使《伤寒论》成为中国首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明末,吴又可提出了突破性的“戾气”说,认为戾气是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而且有多种类型,从口鼻侵入人体,引起不同的瘟疫明朝末年的中国医学名家吴又可在创作《瘟疫论》时肯定没有想到:361年后,他为防治传染病所开的一剂药方又被后人用来应对一种全新的病毒。2003年4月下旬,新加坡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陈鸿能博士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李经纬教授打来电话,推荐用“达原饮”预防非典,“效果很好。“达原饮”正是吴又可的那剂药方。其时,非典型肺炎正在北京等中国20多个省市以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肆虐。研究中医史已45年的李经纬告诉记者,当初吴又可是在瘟疫初起、病因不明的情况下,用药清热利湿,调节人体功能平衡以防病治病。这与非典的情形类似。非典疫情爆发之初,中国的中医药专家就通过媒体向公众提供了多个预防药方,药店的煎药机24小时运转,中药企业成为非典时期不衰反荣的行业之一。人类与疾病的角力始终是一场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积累的医术,使后世更多生命得以挽救。在中国这个如今已有13亿人口的国度,传延数千年的中医药不啻为一个范例:从传说中神农氏遍尝百草到上世纪初,五千年除病济世的重任始终由中医担当。中医辨证施治学说对人类的贡献是伟大。中医学严密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给未来中医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我中华民族宝贵财富,更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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