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yiwang 发表于 2009-11-17 15:58:31

试论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藏象理论的影响

试论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藏象理论的影响
  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藏象理论的影响,首先得明确其思想精髓或文化特征。古代哲学思想特征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人伦
  讲到特点,是相对而言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其特征是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人生观、宇宙观,是有机和谐的人本主义哲学。她研究思考的对象是人,着重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探讨
,而不是物质。她强调个人的社会价值,思想集中于实用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思维始终局限于道德的范围之内。这一正是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的最基本点。
  以中华哲学的总源头六经为例,其内容多探讨人生立身。六经的主旨预示出哲学的研究方向和总精神。以后的哲学家全是围绕人性、人生观展开讨论,索性不谈纯粹自然,哲学似乎是一门“人学”。孔子毕生致力于开掘“人性”范畴,提出“礼”、“仁”、“中庸”三大观念。儒家思想强调的是“正德、利用、厚生”,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哲人终生奋斗之至高目标。宋人张载在总结哲学家的任务时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天人合一
  中华传统哲学重“合”轻“分”。
  西方哲学从自然领域入手概括世界,其思想是“自然-社会-自然”,中华传统哲学从社会领域入手概括世界,其思路是“天-人-地”,即所谓“三才”。中国哲学家一直不断努力,希望能够在天地之间寻求人性和天人关系的永远和谐恒定。
  老庄哲学认为天道是人道的最高标准,是“圣人”处世和治天下的依据。道家提出了应效法天地自然,以“顺应天命”。《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从“天道”出发,以追求“天人合一”。
  西汉大儒董仲舒继承儒学“天人相通”理论,创造性的提出了“天副人数”。认为宇宙是一个大人体,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大节”。所谓天,就是大写的人,天与人处在一种灵敏的感应关系中。董仲舒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述,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论述遍见于后人的浩繁巨著之中。
   3、“和”与“中”
  中华古代哲学是重“和”而轻“争”。
  西方哲学论述矛盾双方对立面关系,立足于“争”,中华古代哲学强调的是统一,立足于“和”。“以他平他谓之和”,用不同的事物平衡协调一定的事物,强调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老子讲“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和,就是中和、和谐,是事物的本来状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最高目标。
  中的意思,即中正、适中。中庸观念,为孔子思想最基本的方法论。孔子之孙子思做《中庸》篇,结合先秦“和”的思路,把和与中联系起来,站在儒家人性论的高度,结合道家及先秦诸子百家的思维结果,把中、和的观念提高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要求人们思考问题,不偏不倚,时时变化,合乎天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和”与“中”的思想还表现在融合、和合。中国古人一直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宇宙全世界的中心。这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乐观的包容精神,能兼收并蓄一切外来文化。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两千年来虽历经沧桑浩劫而仍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4、整体直观
  运用直观形象的方法注重于把握事物的整体状态,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在思维方式上的巨大特点。
(1)、整体思维
  中华哲学侧重于对事物进行整体研究,强调对于事物的直观认识。在系统分析、综合评价的过程中,旨在实现机体的最佳功能状态。这与西方哲学侧重于分析个体,把自然与人分割开来的方法有根本的不同。
(2)、取类比象
  《周易、系辞》“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象,即物象,形象。彼事物是未知事物,但我们可以根据同类的已知事物与未知事物在某些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从而认为两者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最终推理出未知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性状。
5、气、阴阳、五行
  气、阴阳、五行是中华传统哲学论述明理的工具和载体,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气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是宇宙初始的混沌状态。西周伯阳父有“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老子认为“万物充气以为和”。在中华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气的应用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在。气用于揭示物质的运动过程,引入医学领域后,用于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
  “气”的概念,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唯物论特征。
(2)、阴阳
  阴阳的最初含义是指日光的向背。春秋时期名医医和最初用“阴阳”表示对立的两种气或者是同一种气的两种状态,用以论述医理。后来,阴阳的涵义被引申为:阳代表动、热、高、上、进、强、外、刚等;阴代表静、寒、低、下、退、弱、内、柔等方面的性质和趋势。以后约定俗成,从医学领域引进农学、引入人学即哲学的思路。
  阴阳的核心是一分为二。它在对立统一中,强调事物双方相互依存、消长平衡。《周易、系辞》与”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是用阴阳学说论“道”的典型巨著。阴阳学说在实践上有重大意义。中国的医学、兵法、艺术无不以此为原则,甚至中国武术动作的基本要义也讲分阴分阳。
阴阳学说表明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辩证法特征。
(3)、五行
  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它最初表示与人类生产活动相关的五种物质元素。最早对五行学说做系统解释的是《尚书、洪范》。周武王代殷,向殷之遗臣箕子咨询人道,箕子答以洪范九畴。二人一问一答,构成了《洪范篇》之基本内容。其关于五行是这样记载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五行学说认识到客观世界上的差异性,着眼于从认识对象的功能和属性上把握万物。经过儒家经典著作《尚书》的阐述,五行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同尊崇的思维法则。对先秦诸家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五行的象征意义及对诸事物的对应关系也不断扩展开来,成为一个五行巨系统。略举如下:
  五行:木、火、土、金、水
  五方:东、南、中、西、北
  五时:春、夏、长夏、秋、冬
  五色:青、赤、黄、白、黑
  五音:角、徵、宫、商、羽
  五脏:肝、心、脾、肺、肾
  五志:怒、喜、思、忧、恐
  五化:生、长、化、收、藏
  阴阳学说讲对待,五行学说讲流行。阴阳言天道,五行言人事。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专讲阴阳五行结合,即天道与人道结合,融化为阴阳五行学派。二者结合是系统论与矛盾论的结合,更加突出了辨证思维的精神,充满了生动活泼的气息。
  阴阳五行图式展示了一个联系、制约、充满同一斗争性关系的客观世界。是宇宙定律、万物变化的根本法则。战国时期,首先是哲学家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生长消亡,探索人的精神活动以及生命活动的奥秘所在。至此,中医学理论体系诞生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战国至西汉时期,一些医学家将古代哲学思想精华引入医学领域,用以解释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病理现象,诞生了中医学的辉煌巨著《黄帝内经》,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

  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所提供的理论规范,对医学领域的全面渗透,规定了早期中医学的理论框架,制约了它两千年来的发展趋势。中医学自此走上了一条从宏观的人与外界环境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发展道路。与千年后产生的从人体内部形态组织和超微结构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的西方医学与根本的不同。

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构成:

1、精、气、神
  与古代哲学把气作为万物的基础一样,气的概念被引入了医学领域,“精气 ”,是构成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精气学说构成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物质基础。气之纯者为精,精气通常并称;神,是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黄帝内经、灵枢诀气第十三》歧伯曰:“两神相博,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上焦开始,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霭之溉,是谓气。”《黄帝内经、灵枢、本神第八》“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博谓之神。”

2、阴阳五行
  《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大约战国末至西汉时期,当时的医家将阴阳五行观念引入中医学领域的各个方面,与精、气、神一道,用以结合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指导诊断和治疗。(略)精、气、神学说,赋予了中医理论朴素的唯物论特征。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赖以形成的方法论手段。它表明了中医理论的朴素的辨证法特征。中医理论体系中无处不在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也是能够充分说明其理论科学性的有力证据。

3、思维方法
  处处可见的整体直观思维和取类比象的有机结合,是中医理论在思维方法上的鲜明特点。
(1)、直观法-司外揣内
  以整体直观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思维方法,在中医学里突出的表现是:其研究对象是与自然、社会密切联系的、身心一体化的人。从感官感知的事物入手,运用知觉的观察方法如望、闻、问、切,所获得的外部资料来察知,把握身体的内部状态,是一种”司外揣内“的诊察方法。它偏重于对生命现象进行整体综合的直觉思维,一般不需要对于具体的、身体局部的微小分析。与西医重解剖、微观研究人体有根本的不同。
  整体直觉的思维方法十分推崇“顿悟”的灵感思维,即《内经》所谓“慧然独悟”、“昭然独明”、“俱视独见”的上工思维。它要求从医者必须具有较高的素质。
  由于人体内部的病情变化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为了获得对病情更确切的认识,这种在四诊基础上的直觉思维,又必须以辨证思维做为辅助。

(2)、取类比象
  古人认识事物最基本的方法是“推”、“归”两法,受它的影响,中医理论中处处应用的“取类比象”即属于这一思维方法。《黄帝内经》谓之“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后人治疗便秘的“增水行舟”法,以打仗比喻治病的“用药如用兵”等法则,都是运用了这一思维方法。
总结以上两点,中医学正是继承了传统文化思维特征,把辨证思维与直觉思维有机的结合起来,促成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4、价值取向-中庸之道
  中庸的本质是“致中和”。《黄帝内经》要求人们“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为后世医家把中庸思想楔入中医理论留下了内在契机与基础。既然各种疾病的产生都是邪正颠倒,阴阳相错,使人体失去了应有的中和平衡,就应当采用“中庸”之道,即“过犹不及,损余补缺”的方法治疗,达到“平调阴阳、以平为期”的目的,促使疾病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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